“点名式慈善”于理有亏，于情可悯。完善救济渠道才是解决之法。

      6月30日，成都市武侯区航空路新希望大厦外，身患白血病的大三年级学生莫向松，带领十几名同学集体下跪，手举“借我一百万，我打工还你一辈子”的标牌，向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畅借款100万元用于骨髓移植。莫向松事后对记者表示，因家庭经济困难，自己此举只为获得救助，“就是想活下去”。

      一跪之下，舆论哗然。有人同情其遭遇并支持他的勇气，但也有不少人质疑其道德绑架。

      是的，24岁，正当人生的灿烂年华，小莫却因为无钱治病，面临着生命被中断的风险。在求生的本能下，他不惜丢掉自己的尊严，以下跪的方式博得媒体的关注、吸引他人的救济，其情可悯；然而，即便迫于无奈，这类“点名式慈善”也并不合适，扭曲了“自发、自愿”的慈善精神。

      慈善的基础是自愿。强迫性的慈善，既侵害到公民依法享有的财产支配权，又会给被求助者带来无形的舆论和道德压力，让他们陷入一种两难的尴尬境地——不救助，会被指责为“冷血”，自己内心也会感到不忍；而满足索捐的要求，类似的事情可能被大量复制，自己能力有限，终究帮不胜帮。

      慈善的光辉在自觉。只有施予者主动发心，在行善的过程中，才会产生道德内省，得到心灵的净化。如果是在强迫的情境下进行捐献，这种因自愿选择而带来的净化将难以实现，长此以往，会伤害人们对慈善的热情，阻碍慈善事业、公益行业的健康发展。

      莫向松的索捐，于情虽然可悯，于理却是有亏。然而，除了做道德批评，我们更应该由此反思的是：为什么莫向松会选择这样的方式求得救济呢？这样一个年轻、美好的生命，是否能找到更理性、更有尊严的救助渠道，而不必刻意制造轰动事件，来引发社会的关注？

      尽管我们已经进入全民医保社会，“先看病后付费”等医改也在全面推广中，但一旦患上重特大疾病，望医兴叹的却并不少见，而另一些人出于“惯性”，相信“小曝光小解决、大曝光大解决”，因此希冀媒体的关注。小莫身为大学生，发现自己罹患白血病之后，也没有在第一时间去寻求正式的制度性救济，而是向当地富豪下跪索捐，令人唏嘘。一方面，我们期待覆盖面更广、更人性化的社会保障制度，另一方面，政府、媒体等也应加强宣传，让人们了解和信任这些制度设置。事实上，在成都市各类高校中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全日制本科生、专科生、研究生，都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；与此同时，大学生在参加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后，还可以参加“成都市大病医疗互助补充保险”，来提高自己的医疗保障水平。如果在成都就读的莫同学能够加入这份大病医保，不幸罹患重病时，其医药负担将不至于达到百万之巨。

      作为对政府救助渠道的补益，社会慈善力量在对无钱医病者的救助当中，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除了培育人们的爱心和社会责任感，更应丰富和完善社会组织体系，打造一个阳光、有效的慈善环境，让全社会的爱心和善行，汇聚成更加强大的社会正能量，让慈善资源更顺畅地对接公益需求。

      希望莫向松能尽早回归常规的救助渠道，也期盼着我们的社会救济制度能进一步完善，而“第三部门”公益慈善组织能够越来越高效、有力地运作，最终形成合力，救助更多的“莫向松们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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